護理人生

病室裡教人最不願見到：來訪者非但與病者沒任何言語、眼目或身體上的互動，且還遠距離地站在床腳邊，藉與同行探訪者閒聊、看手機、閱報刊，甚或去離病床數米外的電視機前打發時間。其實病室可供親朋探病的時間極有限，為甚麼來訪者還要浪費時間呢？相若的情境如發生在寧養病房，更教人心酸！為甚麼人類總是白白地放棄每個可讓自己珍惜的好機會呢？

人類打從呱呱墜地開始，無不依賴他者照顧及供養而存活下來。雖說群居是人類的習性，但群居共活背後本質基礎除建構於血緣關係外，也建立在相互的互惠根基上。就如儒學以直系血親為軸，把中華民族的世間倫理延伸並建構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理想根基，正顯露出「相互」作為常規倫理操守關鍵的可能性。可是，每當其中一方有身心靈偏差（如叛逆、離異、危疾），至彼此無法持守相互的關係時，常規倫理的局限就被無情地揭露出來。原來相伴同行本來就非一廂情願可達成，更何況危病床邊的照顧或陪伴呢？

已過銀婚周年紀念的阿敏與阿輝(化名)是旁人眼中恩愛夫妻的典範。六星期前，阿輝因癌腫不治過身。當眾人都說身為病床邊的照顧陪伴者阿敏對丈夫的照顧已遠超鞠躬盡瘁的體現，她卻極愧疚，直言自己提供的照護不是質的延續，是負向的質變。從阿輝被診斷出肝癌，要接受手術、化療，直到無法繼續治療而進入「寧養病房」後過世的過程裡，阿敏不惜拋下一切社會角色，只求專心一意守在丈夫身旁。這主觀質變的心路歷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自阿輝被確診肝癌開始，外科醫生對治療的可能性極不樂觀；然而，還未屆退休年齡的夫婦不甘放棄求醫機會，他們商討後定意不管付出任何金錢與代價，也會尋求積極的癌腫治療。阿敏旋即放下工作及閒來在娘家侍母的散務，決意與丈夫同心共命戰勝癌腫。從「無飯」賢妻，至學習買菜、熬湯、做飯，轉為家庭「煮」婦；從處處受保護的內子，突然變成丈夫的照顧者、對外的發言人；從原先不善理財，急躍而成為財務把關決策者；夫婦二人的相互依存關係卻瞬間急劇轉變。

兩人定意相互持守共構彼此的未來，不論生活有多難耐，阿敏無怨無悔地一一承受。及至手術後第七個星期，阿輝完成兩回化療後出現嚴重嘔吐、腹瀉、失禁、口腔潰損、體溫失調、貧血，癌指數躍升、血小板與電解質失衡等徵狀，至令身體各項機能每況愈下，漸漸喪失自我照顧能力，一切起居活動並日常生活照料全依賴妻子。此時，阿敏一方面肩承必需而無止境的照顧工作，另一方面亦要耗費心力與醫護人員溝通，學習處理及改善丈夫當前的體能狀況。此外，還要按丈夫的意願於絕不能透露其患癌的前提下，跟夫家家人聯繫。莫說要儲備精神氣力應對驟變的突發處境，就連自己是否身心疲累、進食有時、睡眠足夠，阿敏也顧不上。

最致命的傷痛是阿敏漸漸感到與丈夫那相互依存的關係已抵達不能逆轉的狀態。隨著身體衰敗，阿輝彷彿全然墮入獨自建構的國度裡；他不善社交互動，定意向老父母隱瞞病情，足不出戶且極其內向。雖然主診醫生已清楚闡明化療的針藥無助於他體內癌腫擴散，阿輝仍單方面認為醫生只是建議他暫停劑藥。向來善辯並喜歡分析的他，每遇大小事急需決策時，總借意逃避；整個人變得飄忽難料，讓妻子無從觸碰。(待續)

劉佩玲

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HKNCF)